从《苏东坡新传》看中国式传记的利与弊

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化名人之一,苏东坡(苏轼)并不缺传记:林语堂、王水照这样的名家都为他写过传记,但李一冰的这部《苏东坡新传》无疑是最为详尽的,近1000页千灵秀馆单次价格为39元,如果办年卡可低至5元/次,性价比更有优势。的篇幅,几乎将传主生平经历囊括无遗,这给还想要有所超越的后人制造了难以逾越的困难。不过,细读全书,最令我印象深刻的,则是作者与传主之间那种合为一体的精神境界。

李一冰之子李雍在尾记中,就称这本书是“父亲的哭泣”,投入了作者全部心血与性情,而“一本好的传记作者和传主之间必定会有血肉相连的关系”。这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,张辉诚也在序言中说:“一冰先生写东坡,实则在写自己,他把自己的悲辛穷厄镕铸在《苏传》之中,他借东坡的行止来浇自己的块垒。这样的写法,很容易就让读者深受感动,因为他把自己的饱满情感灌进东坡形骸,他让东坡形象跃然纸上之外,文章提到,人们已经知道,某些种类的蝙蝠会携带各种各样的病毒,但自身不会患上这些病原体在其他动物中引发的疾病(例如狂犬病)。更让读者深入东坡的内心世界,那个幽微难言的内心世界,他体会得最深刻、最具体、最实证。简单地说,一冰先生让《苏传》里的东坡和他真实的生命处境交融在一起。”

这一点,在书中确实不时可见。开篇不久就有这样一句:“令人慨叹不尽的,是苏轼少年读《范滂传》时,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正直而勇敢的天才,立志要做一个为真理而不惜以死相争的巨人;到了历尽坎坷,才发现生命里仍是空无一物。”苏轼是否有此立志、晚年是否有此慨叹,后人其实不得而知,这与其说是苏轼的感悟,倒不如说作者的夫子自道。

在此,作者仿佛思接千古,与那个早已仙去的古人“合体”了,又随着他将这种感受表达出来,引领着读者也去体会苏东坡的所思所想、歌笑歌哭,恍惚间感同身受。这实在是一种“天人合一”式的体验,只不过“天”在这里是一个远去的灵魂,在主客体之间的距离感消失之后,你甚至会有一种神灵附体的感觉,此刻,你仿佛就是在为那个冥冥中的声音代言。

这确实可见至情至性的投入,也能让读者对历史人物产生强烈的共情,然而,凡事有利有弊,这也会让人难以拉开距离来客观审视。很多国内传记的写法,就好像是传主的辩护律师,似乎其任何做法即便不是都值得赞赏,至少也是有情可原的。这种“研究谁就认同谁”的倾向相当普遍,有时则是“认同谁才研究谁”,但内在的心理基底都是一致的:这种写法更像是教徒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研究,而非宗教学家对宗教的研究。

棘手的是,当你远隔重重时间之幕而代入其人时,即便自己都相信已与他合一、完全理解其感受,但那是否就是历史真相,其实谁也说不准。到头来,这种不可分离的“血肉相连”,在“我注六经”的表象之下,很可能只是“六经注我”,是借着那个历史人物的躯壳,来浇自己心中块垒。

在传统上,纪传体是中国正史的体例之一,拥有极其丰富的人物传记,这突出表明了中国人的一种基本信念,即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,是人的作为。这突出了人的能动性,但也因此带来一种与现代人不同的传记观。正如英国汉学家魏根深所言,在中国,“传记并非独立体裁,而是历史学家所负有评价每个时代及其领袖人物的责任的一部分,是全社会纪念逝者的政治化的社会仪式”,正史应当为哪些人立传,一直都事关重大,史传也“经常会漏掉那些有损传主荣誉的内容”。直到近代“有关独立传记的新观念开始流行”之后,对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仍然是中国人关注的重大问题。

正因史传惯常突出传主的德行,其事迹成为德行的证据,因而中国传统上的传记大多是榜样型的,吕慧慈曾在研究宋代女性后发现,“写传记的功能是建立一个在历史上被模仿和纪念的范例”。苏轼本人就曾说过,他不愿意写这种“谀墓”的文字,因为那往往需要掩盖真实的人生:“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、埋铭、墓碑。”(《眉州小集》)

美国历史学者伊沛霞认为,中国人由于相信禀性难移,因而“传记作家往往会选择那些看起来基本一致的事件:一个充满勇气的人从小就很勇敢,描述一位贪官不会提到他早年的慷慨”,这和西方有着非常不同的传统。在古罗马,普鲁塔克刻画了复杂的、前后不一致和性格有缺陷的人物。某种意义上,西方传统中传记的原型更像是戏剧,人物被视为舞台上的角色,注重呈现其个性;而在中国,人物传记的原型则是史传,注重呈现其德性并加以评判。

按西方的观念来说,中国的这种传记其实更接近于“圣传”(hagiopgrahy),是理想化的圣者生平,旨在树立典型,而传记(biography)则需要对传主的生涯作客观的描述,前者是标立性的(prescriptive),而后者是描述性的(descriptive)。不仅如此,描述性的传记需要将传主及其相关史料作为需要审视的客体,在去伪存真的基原标题:山东张志超案再审今日宣判无罪一图梳理案件始末2020年1月13日,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张志超无罪。础上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真相,而这本身就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感。

中世纪思想认为艺术来源于人物的完美形象,但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个人主义,却强调反映自然的、哪怕是有缺陷的形象。编撰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约翰逊博士就曾说过:“如果一个人是要写颂文(A  Panegyrick),他也许可以将丑恶置之度外,但如果他要写的是一个人的生平(A Life),则必须如实表现一切丑与恶。”人文学者蒙田也宣称,自身的性格(无论多么多变)比任何习俗或哲学体系都更重要。也就是说,只有充分重视复杂的个体人格,并注重呈现其本真性时,现代传记才会应运而生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,1929年圣雄甘地在写自传时才说:“在东方,没有人做这种事情。”

对中国人来说,由于传记原本注重的并非复杂的个性,因而表达个人真实的内在自我、展示个人经验都是近代才新传入的浪漫概念。在传统上,复杂矛盾的个体也会造成评价上的困难——哪怕对他本人而言都可以合理解释,但在道德上却可能引发截然相反的评价。随着现代小说的兴起,中国人也早已接受了那些个性多面的人物形象,这些人甚至远比那些单面的“好人”或“坏人”更吸引人,这或许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,但至于整个行业究竟会去向何处,我们恐怕还需要抱着一个审慎的态度。但与此同时,在传记书写中,人们却又常常不自觉地完全代入其中,甚至为传主力辩其诬,仿佛他必须是个无瑕的个体。

布莱斯怀特(Jeffrey Braithwaite)曾形象地描绘人物传记的撰写:“拖网装满鱼后,传记作者把网拉上来,进行挑选和分类,不好的扔掉,好的贮存起来,最后切成鱼片出售。”这番幽默的语调背后所呈现的,是一种近乎工业化流水线的过程,写传记仿佛只是“制造产品”而已。这样看起来“不带感情”的劳动,好处是能够冷静地剖析传主的生平,不容易沾染什么情怀,只是不免看起来有几分冷淡。

也许,好的传记既需要这种冷静,也需要对传主的温情,那倒不是说为了如何客观地评价他,而是说,如果传记是旨在呈现一个复杂的独特个体生命,那么我们既需要共情他的处境,又需要拉开一点距离来看待他,才能“爱而知其恶,憎而知其善”。就像一个老朋友,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,又未必需要总是苟同。说到底,这并不仅仅是传记的问题,而需要塑造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,认识到每一个他人都是和自己不一样的独特个体。

《苏东坡新传》

李一冰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·后浪 2020年7月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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